大學之道，在“真善美” ——專訪香港中文大學第五任校長金耀基教授
金耀基，香港中文大學第五任校長，臺灣“中研院”院士，國際知名社會學家、政治學家和教育家。著有《大學之理念》《從傳統到現代》《中國的現代轉向》《現代人的夢魘》《劍橋語絲》《海德堡語絲》《敦煌語絲》。
前言
隨著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，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大學是聚集人才、培養人才的樞紐，也面臨著許多時代的挑戰。在人工智能時代下，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，又該如何培養？人文學科將走向何方？金耀基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任教三十四年，對大學治理有獨到見解，著有《大學之理念》一書，是回答這些時代之問的不二人選。
現代大學：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核心力量
想要理解大學在人工智能時代下的位置，就不得不追溯大學的發展源流。金教授指出，當今中國的現代大學并非從漢代的太學或國子監傳承而來，而是源于19世紀的德國，是橫向的吸收借鑒，而非縱向的傳承。歐洲的大學則起源于中世紀，旨在服務教會、研究圣經。19世紀時，德國洪堡兄弟進行教育改革，用科學取代神學在大學中的核心地位。從德國留學回來的蔡元培先生深受他們的影響，于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，頒布《大學令》，廢除經學制度，將孔孟諸子的學問納入文科范疇。至此，大學逐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殿堂。
金教授認為，今日的大學在先進的國家社會中居于一個中心的位置。它一方面為社會培養人才，另一方面也為社會持續貢獻新的知識。大學培養的人才源源不斷地進入社會，成為政府機構、商業公司等社會組織的中堅力量。大學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力量，把數量龐大的知識份子集中在一起專門從事研究，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。而這些研究成果，也終將在社會中落地生根。正如前加州大學的校長克爾所說，由于知識的爆炸以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的需求，大學——尤其是研究型大學——已經發展成“知識產業”（Knowledge Industry）。因此，金教授強調，大學是創造中國現代文明最重要的地方。在人工智能時代，想要繼續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，發展中國的硬實力、軟實力，就要靠大學的教育和研究。那么，人工智能對現代大學產生了哪些影響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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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刃之劍：人工智能的沖擊
談到人工智能在當今社會的廣泛應用，金教授坦言，他一方面對此感到歡樂，另一方面也感到恐懼和擔憂。“科技的力量實在是太大了。”金教授感慨道，“就連圍棋這樣高度依賴人類心智的活動，柯潔最終也不敵AlphaGo，可見人工智能的無限潛力。”
但是，科技也有其陰暗面。金教授舉例說，就像核武器是人類的懸頂之劍，不知何時地球就會毀于一旦。再如智慧駕駛，如果廣泛推廣，那社會上千千萬萬以司機為職業謀生的人將面臨失業。從長遠看，也許人工智能會通過不斷的Machine-Learning從而擁有自己的主體性，而不僅僅是一種算法，這將改變整個人類文明的性格。“一百年以后你可能是一個機器人或者半個機器人，恐怕對于‘人類’的定義也要改寫了。”他半開玩笑地說。
許多人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取代人文學科的相關職業。金教授一方面承認很多文員將面臨失業的困境；另一方面，金教授認為從長遠來看，相比于人文學科，與科學技術相關的工作更加容易被取代。“社會科學、新聞科學、傳播科學、醫療科學里邊很多層級都可能被取代，因為科技不斷發展，總有新的科技。”而人文領域如書法、音樂、藝術被取代的可能性反而較低。“我不相信機器能寫出和你們徐校長一模一樣的書法。”金教授還分享了自己用AI寫文章的經歷。他曾因事務繁忙，嘗試讓豆包和DeepSeek幫他為老朋友——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先生撰寫新書的序言。AI一共產出了四篇文章，他覺得每一份都很不錯，均可達到六十分以上的水準，文筆與邏輯甚至優于一般人。但他最終沒有采用任何一篇，而是親自執筆。對比之下，他認為人類文章中的情感與氣勢，仍是AI難以企及的。
金教授總結道,到目前為止，我必須承認科技對人類的正面貢獻遠遠超過其負面影響。科技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飛速發展，對人類健康作出的卓越貢獻，是前所未有的，沒有科技就沒有當今現代化的中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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傾斜的天平：科技與人文
關于人文學科日漸式微的討論，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。金教授分析，起初是由于相比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，人文學科的研究不需要高昂的科研經費，在絕對值上看，大學的資源似乎是在向前者傾斜。但事實上，當時投入到人文學科的資源是充足的，并沒有資源偏配。后來科技發展逐漸具有優先性，人文學科逐漸受到冷落，很多大學自覺或是不自覺地將資源向科技發展傾斜。
金教授認為，這是值得反思與警惕的。因為從長遠來看，人類文明的價值很多時候體現在人文學科。而要規避科技的弊端，引導科技向善，賦予科技美感，也離不開人文學科的參與。唯有如此，人類的未來才能比較均衡地發展。因此，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對人文學科的支持。金教授斬釘截鐵地說：“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設置中，是不會允許人文學科受到壓制的。你們的徐揚生校長在科技與人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詣，他自然知道人文學科有其永恒的價值。我相信在徐校長的領導之下，港中大（深圳）的人文學科會有很好的發展。”
金教授還主張，技術與人文應該結合在一起，用技術搭建連接科學與人文的橋梁。他引用曾在劍橋大學任教的阿什比（Eric Ashby）教授關于“技術人文主義”（Technological Humanism）的闡釋——科學與人文結合難，但技術與人文結合易，因為技術與人和社會息息相關，技術可以作為科學與人文之間最有力的媒介。比如要造一座橋，需要考慮橋的是否美觀實用，是否契合當地的風土人情，因此技術與人文主義是不可分離的。此外，金教授認為科學與人文并非是對立的，很多科學家會在人文學科中汲取靈感。他說：“第一流的科學家與第一流的藝術家一樣，都需要具有創造性的能力（Creative Power）。”
對于大學中人文學科應該何去何從，金教授說：“我認為一個讀科技的同學，如果能夠同時具備人文的修養、美的修養、善的追求，科學技術就會向善，科學技術就會有美的表現。在這個意義上講，人文教育需要參與到科學的教育中，在整個大學教育里發揮作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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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之道：求真之外，止于至善
金教授說過去中國的大學講究的是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現在，他認為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理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真”，如今的大學則最注重求“真”的科學精神，注重Cognitive Knowledge，而對于“善”與“美”有所忽視。但是，人類生活在“真善美”三個維度之中，大學應當重視“善”和“美”的學問。
在人工智能時代，求“真”是時代之需。古語有云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”，現如今行業細分更加深入，在成千上萬的行業中，如果沒有專門的知識，則難以在社會職場中立足。因此，金教授認為大學需要培養學生具備扎實的專業能力，專精教育是必要的。
但另一方面，對于“善”和“美”的教育不可或缺。人之所以為人，而異于人工智能，是因為“善”和“美”的存在。金教授借用了哲學家羅素的比喻生動地闡釋——一個人在社會中既是一顆“螺絲釘”，同時也是一名“英雄”。大學所培養的人才除了能夠適應高度分化、專業化的社會，成為某一領域的專才之外，還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，做一個“英雄”。因此在求“真”的專精教育之外，求“善”與求“美”的通識教育同樣關鍵，尤其在隔行如隔山、學問極度分離的當下。“據我了解，港中大（深圳）也很重視通識教育，這是很好的。我們培養的學生除了能在職場中立足之外，還應該有自己的文化修養。整個社會有文化修養，有文化事業，這樣的社會才真正有意思。”
正如金教授所說，求‘真善美’是我們未來文明必須要有的內容，誰來提供未來現代文明的內容？就靠我們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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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聲：老樹新枝，共創未來
正因為港中大與港中大（深圳）秉持著“一個品牌，兩個校園”的發展理念，共同推進“真善美”的育人理念的落地，兩所大學得以蓬勃發展，持續為社會培養人才。
港中大（深圳）十周年校慶之際，金教授題贈了一副書法作品“香港中大、深圳中大，花開兩地，根在一家”。如今已經是我校創校第十一年，金教授再次來到港中大（深圳）的校園，對我校的發展很是關心，九十歲高齡的他還提出想去神仙湖畔走走，看看新落成的音樂學院。他稱贊說：“香港中文大學于1963年建校，是老樹，已成為世界名校，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則是老樹干上長出的新枝，1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有了非常了不得的成果。我相信在未來的一百年中，兩個學校會一起并排向前走，對國家、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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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采編/劉璐嘉
